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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商业评论》2012年第08期推荐-如何把握“上位”时机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2-08-30 阅读

 

如何把握“上位”时机
转载自《北大商业评论》2012年8月刊

“上位”一词在东西方社会有着不尽相同的语境。拿破仑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已成为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中国人更喜欢宣传的却是孙中山的“不要想做大官,而要做大事”——那些“不当大官如何做得大事”的质疑声,其实未能真正理解孙先生这句话的本义:人生的价值在于做事而非做官。也就是说,做事为目的,做官为手段。如果需要当大官才能获得做大事平台与资源,则欲成大事者,竭力在社会层级中实现上位,其实是理所当然的战略或战术手段。

如今,“上位”一词已适用于职场、学场、商场乃至娱乐场,但其文化内涵却首先源自中国古代官场。如果大家要探究“上位”一词的文化概念乃至获得其实用价值,仍可溯及古代官场。

官场下无新鲜事

从历史角度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通常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学到许多东西,在稍长一点儿的时间里学到一些东西,而在较长的时间里什么也学不到,因为现在发生的都是以前曾经发生的。古往今来,官场上的上位规律也大致相同,并没有因为时代变化而有太多的改变,最多只是表面不同而已。

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知府想编写一部《官学分类大成》的书,作为今后继续上位升官的指导。其手下得知后说,何必劳神自己去编呢?随便到书铺里买一本《官场要则》,保证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知府派人买来一本《官场要则》,通读一遍,结果大为感叹:这样的书真好,只要把它读熟,将来出去做官,自然无往而不利。这位知府觉得那本《官场要则》古今通用,也是很多人的实践体会。

古今上位规律大抵相同,在如何把握时机这一问题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古今中外每个人发迹的场景不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得掌握上位的时机。在恰当的时机出手,才能把资源利用到最充分,效果收获得最满意。

宋代宰相吕蒙正曾著文专论命运:“人有凌云之志,非运不能腾达。文章盖世,孔子尚困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垂钓于渭水……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在啰嗦了一大堆比喻生动的排比句后,他又以自身为例指出:“过去我在洛阳读书时穷困潦倒,白天到僧院读书,晚上到寒窖借宿,布衣不能遮其体,淡粥不能充其饥;上人憎,下人厌,皆言余之贱也。余曰:‘非吾贱也,乃时也运也命也。’等我考中举人甚至状元,官至极品,位列三公,上人宠,下人拥,人皆仰慕,言余之贵也。余曰:‘非吾贵也,乃时也运也命也。’”吕蒙正的万千感概,说的就是成功并非所谓上天的安排,不过是时机的问题。

时机也者,即是所谓上位的机遇和时间窗口。对于野心家来说,其上位时机包括天下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群雄逐鹿,不知谁是真龙天子;集团内外发生混乱,强者彼此争夺,都想培植势力并为此网罗人才。对于读书人来说,上位的时机在于考卷上的问题正好都会,朝廷正好要用他这类专业人才。同时,如果一个时代恰好需要找到某些人干某些事,如平定战乱,治理河道等等,一批豪杰与人才便应运而生。

战国时的吕不韦虽是商人出身,却做了一桩事关帝王的买卖。有一次他到赵国的邯郸经商,偶然遇到当时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吕不韦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农耕之利不过十倍,珠玉之利不过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则无数,断言异人“奇货可居也。”于是趁艺人潦倒之机,先送金钱送女人笼络,随后动用各种关系送异人回国当上秦王。他本人也由此成为大秦宰相。吕不韦可谓善于抓住时机上位的关键。

一位地产商曾和他的儿子这么透露搞关系的秘诀:对官员要从他们还未发迹时开始交朋友,做长线投资;对于已经握有实权的官员,则先交朋友,至少在一年内只吃饭、投其所好送礼而不提任何利益交换之事,所谓中线投机;尽量避免遇到急事再临时找人的短线操作。他的这番生意经、关系论,与吕不韦的投资上位术可谓异曲同工。

能力就是时机

时机是决定上位关键的说法,看似不符合“内因为决定性主因”的哲学概念,因为一个人的发展,时机毕竟只是外因。任何人想上位都应该有点才能,无论是真才实学还是邪门歪道,都应该有其擅长之处,套用一句商业术语,便是核心竞争力,这也是古今同理的。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力不是想有就有的,一个人在某一时间段内的事业函数公式里,能力往往只是常量,时机才是变量。因此,上位的关键往往是如何根据现有能力抓住最好的时机。更重要的是,所谓能力,往往具备很强的时空性。这就像一块金刚石,在原始社会只是块无用的顽石,到了工业和手工业社会却成了重要的雕刻、钻探工具,而随着硬度更高的人造钻的出现,天然钻石则又变身为身价更高的装饰品。在这个过程中,钻石的内因毫无变化,但外部时机的变化,却使得其身价得以不断上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力本质上仍是个时机的问题。

当然,时机决定论,并非意味着消极等待顽石变成钻石的时机,而是在别人尚未意识到顽石的身价已经变化时挺身而出,抢先兑现谋得先机,也就是在别人尚未了解形势时脱颖而出,捷足先登。

战国末年的李斯初到秦国时只是一个小官。有一次秦始皇召开座谈会询问治国对策时,李斯抓住时机表现了一番,向秦始皇进了离间各国君臣之计,因此得到赏识,被封为客卿。然而好景不长,有人告外来人口对秦国不利,于是秦始皇下令驱逐外来人员。此时,有人在危机中看到失败,落寞而走。李斯却在危机中看到转机,破釜沉舟给秦始皇写了《谏逐客书》称:如果驱逐客卿,其结果将是加强各国力量,而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秦始皇不仅知错就改,立即取消了逐客令,而且破格任用李斯为廷尉,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斯时说:作为一个普通平民事秦,其成功在于“得时勿怠”。一旦时机来临立刻行动,在关键时刻勇敢地加以表现,抓住机会,往往能成就某些人的发迹。

当一个组织的高层职务出现空缺时,作为一名中层人员如果希望获得上位,此时最重要向上级展示的并非自己管理一个小团队的能力,而是更宽的视野与战略思维能力。因为此时在寻找高管人选的上级眼里,什么是最重要的能力已经发生了变化。

很多人在求职写简历时,喜欢把自己所有技能、所学课程像写流水账一样,呈现在几张纸上,却很少考虑用人单位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一个也许综合技能并不如前者的人,却因为能够集中篇幅重点介绍用人单位所需的技能,结果反而更能引起对方的注意和青睐。这就是为何在不同情况下,对能力的价值判断不同。

同样,一个成功的产品往往并非所有指标都超过同类,恰恰是某种指标最为迎合市场某个特定群体的诉求,即所谓客户体验。例如,奇虎360的创始人周鸿祎反复强调以用户体验为唯一导向,而不要沉迷于开发那些使用复杂而只能孤芳自赏的“高级垃圾”,以至于其研发人员都经常自嘲“眼低手低”,但360却凭借着异常简洁直观,并无技术过人之处的杀毒产品,成为这几年在国内互联网业中上位最快的公司。

事实上,技术上最早开发出某种产品,却为他人作嫁衣裳,或者技术上最为领先,却曲高和寡的公司屡见不鲜。因此,一个产品,一个人,是不是好产品,是不是人才,能否在市场上位,不是自己说了算,不是检测数据说了算,也不是评比机构和考试分数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能否获得市场的肯定,关键取决于产品或者人的特性(技能)能否抓住或符合市场的需求机遇期,而不是过于超前或者滞后于时机窗口。

相反,如果时机不对,则既有的能力不仅会大大贬值,甚至反而成为上位“毒药”。

“下位”时机最难控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项羽、刘邦争霸,天下人皆认为,如果韩信挺项则刘败,挺刘则项败。其时有一个叫蒯通的谋士劝韩信自立为王。他对韩信说:“人的高贵和卑贱在于骨相,人的忧愁和喜悦在于气色,人的成功和失败在于决断。从这三方面综合分析人,保证准确无误,万无一失。我看您的‘面’最大不过封侯,而且即使封侯也不会长久,甚至还很危险;您的‘背’却无比高贵,如能自立则富贵无比。”结果韩信虽有独霸天下的能力,却选择了支持刘邦,最后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因为和平时期他所拥有的高超军事才能,是君王所忌怕的。所有汉初的立功武将基本被杀被废,而陈平等文官却不仅得以善终甚至继续上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结束,他们的治国才能对于刘邦和整个国家来说,反而更加升值了。

对于官场而言,抓时机其实就是抓住恰当的人,抓住事物的关节。李斯抓住秦始皇,就是抓住了最恰当的人。而韩信抓住了刘邦,虽也成就了一时,最后却因为不善于急流勇退而身首异处。作为汉初三杰的另一个谋臣张良,却早早地归隐,最终得以保全。

在某种意义上,张良的保全,也是一种上位,因为他的个人幸福值乃至精神境界都必然由此上了一个层级。事实上,同样作为一个时代最杰出的谋臣——孔明、刘伯温为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与人格魅力,都不如张良。如果用马斯洛的人类五大需求理论,张良的人生境界上位的层级最高——最大程度获得了社会认同。

在商场上,无数次看到一个企业盛极一时然而忽然衰落,其中多数是由于其主打产品的衰老而导致。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类企业的衰退又多数是由于对原来的产品或者说是企业所拥有技术的幻想,而未能及时转产(韩信又何尝不是如此)。曾经的全球胶卷大王柯达与中国的彩电巨头长虹,都是如此,当然那些百年企业能存活发展到现在,大多都必然有过主打产品(主营业务)及时下位,而赢得新一轮上位机会的经历。对于企业家个人也是如此,王石及时交接班,不仅赋予了万科在市场上继续上位的活力,也使得社会对他的认同得以上位。

回到官场,自古统治者能够在生命周期内主动下位的,更是少之又少。在新、旧中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上,或许还有其他领导人在能力上超过了邓小平、孙中山、华盛顿与戴高乐(如毛泽东、袁世凯、拿破仑等),但他们的人格认同率却超过了其任何前任与后任。

由此可见,无论是官场、商场还是职场,最重要也最难把握的,是下位的时机,这也是任何一位想要上位到极致这的最重要的智慧。而领导者的下位智慧,也往往能够对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否上位产生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