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商业评论

《北大商业评论》2012年第12期推荐-革命“兵法”与企业竞争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3-02-01 阅读

 

革命“兵法”与企业竞争

——黄道炫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201212月刊

 

后发企业的差异性创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领先,尤其是当强大的竞争对手开始全面模仿之时?

面对占据绝对领先优势的对手时,小公司应该坚持下来,寸土必争,还是识时务地避开锋芒,踏上前路漫漫的新“长征”?

作为一个小型企业的创办者,每一天推开办公室的门,我就会发现,这两个问题如影随形。我相信,很多读者也在昼夜思考着这个问题。

因此,当我翻开“60后”历史学家黄道炫的这本《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时,透过书中扑面而来的血雨腥风,以及理想与现实的残酷摩擦中人性的扭曲与呐喊,我本能地寻找的,依然是革命道路中的“竞争战略”。

八十年前,当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穷山恶水,初步搭建起来他们纵橫千里、人口百万的共和国时,上面的两个问题,同样也是他们所要解答的。黄道炫的这本书,忠实地还原了他们的思考、探索、失败和自我拯救。这是一本讲述革命的书,书中用大量实地的调研和数据,颠覆了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简单化的历史观。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本创业者读本,一本市场营销的实战全纪录。

以这本书为向导,回到那个既浪漫又残忍、既铁血却又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不难发现,创办这个名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创业公司的那群人中,年纪最大的毛泽东也不足40岁,中共领导层的整体年龄和今天互联网创业公司的“80后”创业者们相当。然而,失败对今天的创业者而言,失去的只是一次创业机会,他们大可以甩一甩头,趁着大好年华从头再来;但对于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乃至毛泽东而言,他们的决策却关系到“千万颗人头落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本可以拥有优越安定的生活,但在这段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他们每一天都在饥馑中战斗,每一分钟都面临着牺牲、被捕和屠杀。他们的思考、经验与教训,产生于子弹撕裂革命同志的胸膛的苦痛中,产生于南瓜汤无法挽救爱人生命的绝境中。

无论我们如何解读这段历史,这一代人在血与火的艰辛中凝练出来的智慧,以及他们为了人类大同理想而付出的义无反顾的努力,都值得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小公司“差异创新”PK大公司“全面复制”

按照主流历史课本给我们的解读,  中共所创造的共和国虽然弱小,但是凭借它完全“差异化”于国民党政权的“产品”,不仅在江西瑞金这样的弹丸之地站住了脚跟,更在此后十几年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让共产党政权能够不断赢得民众的支持。

这个产品就叫“苏维埃”。它的雏形产生在《资本论》中,经过列宁的发展,待到进入中国,似乎已经基本成型。概而言之,可以将它并不十分周延地总结成以下三个前提与三个解决方案:

1.在中国农村已经处于严重的土地集中状态的前提下,“黄世仁”、“南霸天”盘踞广袤的乡村。因此,以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为核心目标的“土地革命”,必然唤起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参与到苏维埃的革命之中,构成革命政权最基本的保障。

2.在贪官污吏橫行、地方乡绅与当地官员沆瀣一气,完全控制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所有权力、妇女极端受到歧视的前提下,通过党领导下的农会、赤卫队等民众自治组织,建设全新的乡村政权结构,赢得民众的拥护。

3.基于“普天下受苦人是一家”这样一种导师经典著作中描绘的“阶级斗争”的前提,全面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建设军政一体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并通过阶级教育和“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建设,迅速培养一支敢于牺牲、所向披靡的军队。

  正如黄道炫在书中所讲到的那样,客观地说,上述三个方面完成了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全面改造,的确让广大农民感受到了新政权带来的利益,全新的政权治理结构释放出农村空前的活力,造就了“苏区”真实的繁荣。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些基于共产主义理论所形成的“新产品”,似乎是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为政权基础的国民党完全不可能尝试的。

历史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蒋介石重兵压境,对江西苏区进行的四次围剿,均以力量强大的蒋介石方面的惨败而告终。弱小的共产党政权凭借着对苏区民众的全方位发动,不仅一次次战胜了蒋介石处于绝对优势的军队,而且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连成了一片。

然而,竞争从来就是动态的,历史有着教科书无法重构的真实。

根据黄道炫在书中所做的调查和研究,进入到“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也就是1933~1934年,蒋介石方面开始全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认真学习他的对手——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在江西和福建进行“平均地权”的努力,让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众也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土地平均化。同时,借鉴共产党的政权建设经验,国民党也进行了自己的基层政权改造,通过深入的基层政权渗透和更加贴近民众、抑制强豪、救济穷苦、基层自治的政策实施,国民党极大地改善了江西、福建民众对国民政府的看法。就连当时国民党内的观察家也认为,国民党的这些政策,在很多地方和共产党已经趋于一致。显然,在当时的苏区,后发的小公司(中共苏区)创新性的产品,已经遭遇了先发大公司(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复制和模仿。即便是在最关键、被认为最难以“模仿”的军队建设方面,蒋介石也全面展开了向敌人学习的工作。

“我们纪律和工作超过土匪,超过共产党然后才有剿清他们的希望……人家死中求生,拼命牺牲努力!我们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似乎要从生中避死,实在是在死中不知求生。”

认识到“江西的土匪”与“历史上的土匪”完全不同的蒋介石,开始全面学习对手的长处,将其复制到自己的军队中。国民党军的这种反思和检讨,在1933年开始的庐山训练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从两军对阵的结果看,国民党的这种“复制”还是成功的,不仅在自己的队伍中涌现出了被称为“伙夫头”、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师长,以及自己背着米袋子行军的高级将领;就连作战的勇猛和机动性,也受到林彪和聂荣臻等红军宿将的称赞。

与此同时,另一种反向的“同质化”和“复制”也在进行着。黄道炫对史料的梳理告诉我们:当中央苏区伴随着红军的早期胜利越来越大,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不断扩张之时,中央苏区也开始沾染上曾经专属于国民党政权的“大企业病”一—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开始在苏区滋生,有些问题甚至已经非常严重。

营销和战争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05年前后,当蒙牛酸酸乳凭借“超级女声”一炮而红时,中国最大的饮料巨头娃哈哈尚未开始对牛奶类别的饮料进行尝试。然而,娃哈哈在判断清楚含乳饮料市场的巨大潜力后,全力推出“营养快线”这样一个跟蒙牛酸酸乳和伊利优酸乳并无太大差异的产品,却在短短几年间收获超过百亿的市场规模,超过了蒙牛和伊利旗下同类品牌销售额的总和。娃哈哈凭借自身无与伦比的渠道优势和规模整合优势,已经在不少细分市场演绎了这种“后发先至”的竞争大戏。

在大公司拥有绝对领先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小公司该如何抉择?如果我们用营销案例的眼光来观察苏区在1933年的敌我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就是这样一个绝佳的实战案例。

 

战略:命运的抉择

对江西苏区而言,1933年,本来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年份。中共中央迁入苏区,让一大批风华正茂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齐聚在这个完全按照共产主义理想建设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似乎已经证明了这条理想主义道路的光辉正确。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央苏区”这个“创业公司”似乎已经度过了它最艰难的创业期。

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从来不以人们的感情为转移。正如黄道炫在书中通过大量表格和文献所描绘的那样,蒋介石通过学习他的竞争对手,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共产党政权的“产品创新”优势。在这一前提下,双方的比拼完全成为军事实力的较量。不幸的是,苏区一方处于极端的弱势。

在苏区的外部,蒋介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包括当时刚刚登上中国内战舞台的一支空军部队),对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和包围,然后借鉴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办法,各部相互掩护、缓缓推进(每天只推进三十里),每两公里之内建设一个堡垒。面对如此战况,红军擅长出奇制胜、长途奔袭、运动中牵制敌人然后伺机反扑的优势完全无从发挥。当是时也,蒋介石已经将自己在国内的其他竞争对手拉下马来,可以将全副精神放在江西。伴随着委员长专机在南昌的降落,前所未有的风暴正携带着灭顶的力量,缓缓袭向这个年轻的共和国。

翻开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历程,在上述这种力量对比极其不对称的情况下,弱小一方往往做出相同的选择。尽管李彦宏是在硅谷率先展开搜索引擎研究,但他在创立百度时,依然避开了已经十分强大的多语言搜索,而是完全专注于中文搜索。新浪的微博已经遥遥领先,腾讯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终于把更多的资源投向了微信而不是腾讯微博。孙子云: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优秀的企业家显然都具有清晰的战略思维。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黄道炫给我们还原了最宝贵的历史真实。通过他的钩沉,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年轻的苏区领导层,包括博古、周恩来等人在内,面对现实的危险,是非常清醒而冷静的。他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执行李德那种机械的死打硬拼战略、跟强大的对手打“消耗战”。红军领导层充分认识到红军和苏区的本钱太小,因此希望红军能够“顶到外线”,另辟战场,在国民党区域展开作战,然而,由于国民党严密的“堡垒”策略极大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缺乏攻坚重武器的红军根本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展开自如的行动,几次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当时的毛泽东已经被“边缘化”,但他在历史的重大关键时刻所做出的思考和判断,却不能不令人佩服。毛泽东的逻辑不足为奇,不过是“避强就弱”、“避实击虚”的传统军事理念,但他提出的战略方向,却展现出非凡的胆略:

“红军主力无疑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  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江西苏区岌岌可危之时,不全力拼搏保卫家园,而是要突进到国民党的大本营苏杭一带,去威胁国民党的根本,用这样的大迂回战略来保卫苏区,“围魏救赵”——这的确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但是,中央苏区屡战屡胜,已经创下人口三百万、红军数十万的家业,要彻底拋弃,谈何容易!当黄道炫讲述中央苏区领导者在“突到外线”的意图破灭,以死守广昌为起点,一步步进入步步为营、浴血奋战而步步后退的被动局面中时,人们能从他的笔触中读出温情,读出作者对当事者“小本经营”、左右为难的理解与同情。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方针是相吻合的。但是,对于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很难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做出这种非常规的抉择,任何的闪失都有可能意味着需要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的压力,不是已经看到结果而又无须承担责任的我辈所可想象的。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

历史不相信溫情,竞争的态势不可逆转。黄道炫指出:长征不仅仅是广昌失守等一系列战役失败后的被迫行动,更是中共中央在面对极端不对称的敌我态势对比下必然做出的战略抉择。换句话来说,西出湘江、未出家门即折损数万红军的悲壮长征,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证明了毛泽东竞争策略的必然性。

 

真实:企业战略与历史研究的共同起点

《张力与限界》这本书以大量的事实对教科书上的流行观点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构解,让一直甘于坐守书斋的黄道炫成为了一段时期的热门人物。日前,黄道炫在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道出了他研究这一课题的最初动机:

“我是江西赣州人,红军当年打过这里,没有成功,小时听老人讲,当年如何防守,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欢迎却要防守呢?”

出生在江西赣州的黄道炫,从小就感受到了教科书和现实生活感受之间的巨大反差,书上说的老百姓“箪食壶浆”喜迎红军的场景,在亲历当年的老人嘴里,却往往变了味道。黄道炫力求破解这一谜团,找到历史真实的努力持续了十年,他奉献给我们的,是并不完美但却更加真实的一部革命史。革命并不因其真实面目的展现而失去光辉,但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复杂却得以从被遗忘的角落发掘出来,让人类对历史的观照,深入到了那些曲折却绝不可以被忽略的角落。

企业的竞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小企业的创新遭遇大企业的模仿和全面压制;当优势不再是优势;当创业者的蓝图遭遇现实粗糙的磨砺;当商学院教给我们的模型似乎在市场上行之不远时,我们是闭上眼睛,照本宣科,期待幸运的降临,还是未雨绸缪、观察现实的风云,在水温升高之前,勇敢地跳出“煮青蛙”的一池静水,开拓全新的疆域,迈向那充满风险的新“长征”?

从历史的真实中,我们能看见清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