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商业评论》2010年第06期推荐-建党大业与建企大业

最近在上海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馆。尽管对中共一大的故事耳熟能详，参观后还是感叹不已。 

后来惊天动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会代表13位，代表了北京、上海、长沙、济南、武汉、广州、旅日的50多位党员。让我们再看看这些名字：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有两位没到会的重要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从历史眼光来看，他们不到会的理由实在令人遗憾。

我统计了一下，这些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7岁。最大的湖南代表何叔衡45岁，最小的北京代表刘仁静只有19岁。在这13人中，北京大学学生4人，日本留学生4人，中专生4人，中学生一人。论籍贯，湖北5人,湖南4人,贵州、山东、江西、广东各一人。这样的数据也许并不说明什么，但北京大学和日本留学生，以及湖南、湖北人突出的革命性可略见一斑。

就是这样的13个人，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其理想之远大、境界之高尚、胸怀之开阔、气魄之宏伟，令人肃然起敬。可惜的是，这个纲领的中文稿已经丢失，现在的文字是从共产国际的俄文版档案，和陈公博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论文附录的英文版翻译而来，并且其中缺失了第11条款。历史有些可以修饰，有些不可以修饰，例如这份党纲就是不可以修饰的。过去有一句套话，在中国共产党前面加上3个形容词：“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平心而论，仅仅这一份文件，就足以证明其伟大。

几乎不可思议的是，28年后，这个神话般的奇迹实现了。但那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李汉俊牺牲了；王尽美病逝了；李达、包惠僧、刘仁静脱党了；张国焘叛变了；陈公博和周佛海转向了国民党、最后成了汉奸。

还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馆所在地叫做“新天地”，是香港“资本家阶级”代表来投资的一个十分成功的商业项目。另外，上海市市民也都成了有产者，只要有房者，个个至少是百万富翁。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今天已经不需要共产国际的老大哥来对中国说什么，当年中国革命就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今天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坚持社会主义理想、走出有特色的道路，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试验，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伟大，老大哥已经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

联想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组织的建立，我不知道有哪个企业在建立之初就有伟大的理想和目标，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服务于他人、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甚至是为了人类世界。我们肯定有伟大的企业，但有谁是一诞生就伟大而不是慢慢地变成伟大？有谁能够用自己出生时的文件就证明自己生的伟大？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始终坚持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意味着什么？即使在全世界共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追求社会主义的政党、政府、公共事业组织、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类组织在理念和行为上有什么差别？这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只需要学习当年什么都没有、但是有崇高理想的中共一大代表们的精神，努力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企业是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基本组织，我们期待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们，在创立企业组织和发展的过程中，多一份精神，多一份对社会贡献的追求，至少慢慢变成伟大。就像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把创业的第12年称之为“创业知命第一年”，从此变得伟大。日本不追求社会主义，但日本有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追求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在中国这样追求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我们更有理由期待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企业家。中国市场化企业的历史年轮正在逼近30，我们会有精彩的建企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