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商业评论》2010年第06期推荐-用工荒改变“中国制造”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时，“中国制造”也告别了过去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美好时光，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也被推向了新的高潮

贺军   陈和午 安邦咨询公司

去年下半年以来，“不忧订单忧用工”成为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普遍头疼的难题。在劳动人口整体充足的情况下，中国为何出现如此显著的“民工荒”？“民工荒”是局部现象还是普遍现象，是暂时现象还是长期现象？“民工荒”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有何影响？“民工荒”到底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什么变化？ 

 用工争夺战

“民工荒”并非新事物，实际上大面积的民工荒现象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了，打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但这一轮民工荒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今年2月24日发布的“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春节后，珠三角地区缺工超过200万，广州、东莞、佛山、深圳等地用工缺口都十分巨大。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人士称，广州企业用工缺口将达15万左右。湖北驻东莞劳务管理办事处负责人朱智秀透露，东莞缺工达到30%，已接近该市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状态。与此同时，在以长三角为核心的沪苏浙闽等省市，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荒，多个地方的工厂因缺少工人而停工。

尽管有一些学者质疑珠三角和长三角节后的用工缺口可能被夸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沿海地区确实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工荒”问题，而且与过往多次用工短缺现象很大的不同是，此轮中国经济复苏下的新“民工荒”并非缺乏技工，而是紧缺普工。例如，温州劳动力市场缺口最大的5个工种是：普工、服务员、学徒工、平车车工和注塑工。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用工统计信息显示：当前服务员、普工、缝纫工最为紧俏。昆山知本人力资源公司卢先生也表示：“现在缺的不是技工，缺的是一线操作工！”

实际上，此轮民工荒现象在中国有扩大的趋势。当沿海地区春节后的缺工现象加剧时，一些中西部地区也开始面临缺工的压力，例如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地都出现招工难的现象。甚至在一些内地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也开始变得紧俏。2月22日，在江西上高县，宏泰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肖一山表示，“我们这里什么人都需要，不管老的少的。”这家接近400人的工厂现在缺少足够人手来应对年前接到的大量订单。为救急，和当地其他同行一样，肖一山不得不雇佣55岁甚至60岁以上的工人。这些老人已经达到50名，超过工厂员工总数的1/10。

虽说这可能是中西部地区比较特殊的例子，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确开始趋紧。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一位负责人称，由于经济发展，很多中西部省份也开始出现民工荒，有些省份已出台政策，限制劳动力外流。虽然四川、河南等有关部门否认了限制劳动力外流的做法，但从内地省市加薪和河南郑州火车站广场打出“外出务工兄弟姐妹，河南妈妈喊你回家”的标语来看，一些省市婉转留住用工的局面开始发酵，今年中西部一些省份争夺劳动力资源的“战况”已浮出水面，国内劳动力市场很可能将上演一场“地方保卫战”。 

“荒”的背后是人口红利在消失

“民工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各界的看法主要有：有中国经济强劲复苏使得企业需求急剧增加的诱因；有中国社会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使得愿意从事初级制造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绝对数量减少的因素；有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差和劳工权益缺乏保障的问题；还有沿海地区高房价和僵硬户籍制度的影响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也表示，对出现的部分地区缺工现象，可能是由以下几种情况引起的：第一是中国整个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生产状况明显改善，订单增多，因此需要更多的用工；第二是企业用工和待业人员找工常常在专业上不相吻合，有些企业需要高水平的技工，但这是目前我们所普遍缺乏的；第三，这些年来，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更加自觉了，即使是普通工种，也在为最低工资而挑选。

“民工荒”现象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首先，我们通过数据分析来看是否因为劳动人口的数量变化导致了民工荒。

我们整理了自有民工荒现象以来的2002～2008年的人口结构数据，可以发现，城镇与乡村人口数量呈现出稳定的此消彼涨，其中，乡村绝对人口减少了约6000万。从安邦估算的乡村劳动适龄人口（15～59岁）来看，近年也呈现出稳定的减少趋势，2006年以来每年减少大约在400～600万。中国的农民工是劳动力流动的主体，考虑到农民工主要是乡村适龄人口中较年轻的一批（40岁以下），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近年来由于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民工的数量也出现了减少。

中国的生育高峰也能提供一定的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过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前三次生育高峰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目前，中国人口出生正进入第四次高峰，时间是2005年至2020年。

在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乡村人口，目前已经进入20至30岁的黄金打工年龄，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中应该占有主体地位。不过，上世纪90年代之后，人口出生数量迅速下降，这会导致16至19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数量减少。

整体来看，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的乡村人口变化，对于农民工的供给存在一定影响，但不足以改变适龄农民工减少的趋势。随着“90后”一代进入打工年龄，农民工的供给将会进一步减少。

在我们看来，此次民工荒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随着老一代的打工者由于年龄原因逐渐淡出打工者行列而回家务农或作其他打算，新一代打工者对打工又有着不同于老一代的选择，农民工在供给上正面临逐步减少的长期趋势。

 除了农民工的供给数量发生变化之外，农民工打工的地域变化也对用工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快。特别是金融危机下，在中央4万亿刺激计划的带动下，中西部地区更是掀起了一轮热火朝天的项目开工潮，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并取代东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保八”的功臣。2009年湖南省GDP增长13.6%，其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十位；安徽省GDP增长 12.9%，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上升，并成为中国第14个迈入GDP“万亿俱乐部”行列的省份；内蒙古2009年GDP更是以17%的增速在各省中拔得头筹；其他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

正是在此态势下，中西部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所制造出的就业机会将会越来越多，在中西部打工不用背井离乡，工资收入比沿海地区并无太劣势，这对中西部的农民工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大大弱化了沿海地区的“招工”竞争优势。有人曾经形容，打工者像候鸟，哪里气候好就往哪里飞。与上世纪80年代“民工潮”相比，目前沿海地区的“诱惑”显然已今非昔比，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用脚投票”不再返回长三角和珠三角将不可避免。 

流向逆转是暂时还是趋势？

显然，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过去，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以内地充足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为特点，虽然每年也有波动，大致的格局不变。但现在及今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会呈现不同的变化。

一是农民工跨区域流向更加多元化，过去对农村劳动力吸纳不强的中西部中心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今后将成为农民工流向的重要目的地。二是农民工就业将会更加本地化，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的提高以及地方政府的努力，农民工流动的范围可能会缩小，有相当一批农民工可能会在本地就业。这些趋势将会分流相当一批流向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沿海外向型经济区的农民工供给恐怕会面临长期减少的“结构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也会推动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变化。在经过了多年发展之后，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面临着全方位的压力：沿海地区政府对于低端加工制造已经不再欢迎，比如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当地政府都在大力推动“腾笼换鸟”，这实际上是在淘汰他们认为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沿海地区的环境成本和土地成本在不断上升；随着工资、福利的增加，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正在迅速上升。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要么是低端加工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要么是一些外资转向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投资。产业转移的结果必然引发劳动力就业的转移，这种情况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多。

此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将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向的转变。农民工的流动过去主要是由分散的农村地区向中心城市转移，由内地向沿海转移。不过，近年随着中心城市的发展遭遇资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极限，城市扩张的步伐有所放缓。下一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主要表现为三四线城市的发展，以及更多的城镇扩张。从人口流动角度来看，城镇化就是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而这一进程会显著改变农村劳动力流向沿海发达地区的格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之所以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结构性改变”，是想强调这种转变是一种趋势改变，它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同于过去的暂时波动。今后，中国的沿海地区，有可能永远回复不了过去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美好时光，这对于未来中国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变化，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倒逼产业升级

若干年后回头来看，今年的民工荒可以看成中国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以出口加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市场之后，中国的发展模式终于开始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前的民工荒就是这种变化的注解。

实际上，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变化上，已经能看出这种趋势。在去年10月结束的第十届西博会上，西部12省区市共签订投资项目1339个，总投资额达5911.39亿元，总投资额超过了前9届的总和（4500亿元）。其中，四川省签订总投资4705.27亿元，成都市签订总投资1171.1亿元。在对西部地区迅速增长的投资中，四川省成为最大的赢家。

一些典型的科技型出口加工业，也在向西部地区转移。全球笔记本电脑代工产业正在面临严重的缺工、缺料问题，据业界人士称，缺工问题与去年11月就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劳工短缺有很大关系。一些台商反映，过去大陆地区劳工离职率高，补人速度也快，但去年离职率居高不下，补人速度放缓，导致缺口扩大。而且今年大陆劳工返乡过春节后，回来复工的人数明显降低。

为避免缺工的影响，除了调整沿海地区工厂的薪资结构外，部分台商则向中国内地迁移，包括鸿海、广达、英业达均将赴重庆设立生产基地。其中，鸿海集团早在三年前已将生产重心朝华中及华北等省份迁移。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表示，重庆生产基地将打造一条龙的生产模式，从上游零组件到下游组装布建完整。

台商对西部地区的重视以及全产业链转移模式，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这与中国内地的劳动力转移、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无关系。而外商投资的转移，又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劳动力流向的改变。

除了产业转移外，产业升级也开始受到劳动力转移因素的影响。在民工荒的倒逼下，不少东莞企业祭出了各种策略以减少或稳定对传统普工的需求。很多企业考虑从当前主要以生产为主，向“半贸易”的方向转变，也就是把部分订单通过板房打样后，转包给其他工厂进行生产。“半贸易”的模式，使生产更具弹性。与此同时，在东莞也出现了一股购入机器替代人工的热潮。目前，购买机器已成为珠三角企业应对民工荒的主要措施之一。 

 除了企业的自发调整之外，地方政府力促的腾笼换鸟措施，也会不断推动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珠三角强力推动腾笼换鸟，尽管遭到很多非议，但已经渐成气候，开始被政府部门所接受。在长三角的外资投资集中的昆山、苏州等地，也开始出现成规模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些变化，将与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相互作用，对未来中国的产业布局产生不小的影响。如果说这是一个较长的进程，那么这个进程现在已经明显起动了，而民工荒则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外在表征。